■制度问题不一定是法弊，它有可能是时弊的表现
■技术性的制度缺陷是容易解决的，但与人心及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时弊却不是靠制度设计能够改变的
■如果坚定地秉持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，一定会产生卓越而强大的精神与道义力量
每当有腐败分子落马，便会有人总结说，大要案频发是制度缺失造成的。笔者认为，当今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，而是遵守制度的精神。很多腐败分子落马便是从理想信念的丧失开始的——
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对在国外的独生子说，总有一天，中国会不行的，有两个国籍，将来就有余地了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在忏悔材料中这样写道，与其等到将来江山异手，万事皆空，不如权力在握时早做经济准备……笔者发现，很多腐败分子都有类似的观点，说他们不懂法律政策，真说不过去。这些人自以为懂得运作之道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抛弃对党、对人民的责任和信心，怀着末世心态，践踏法律，中饱私囊，最终必然被历史唾弃。
制度是人制定的，更要靠人去执行。苏格拉底在讨论政治秩序时认为，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。若没有守法精神一以贯之地支配人的行为，指望通过不停制定和修改法律来解决社会弊端，这就如同神话故事中砍“九头蛇”的脑袋——斩去一个又会生出两个来。
制度问题不一定是法弊，它有可能是时弊的表现。技术性的制度缺陷是容易解决的，但与人心及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时弊却不是靠制度设计能够改变的。礼义崩溃、世风贪鄙，则制度的漏洞层出不穷，再精致的设计也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。对制度的限度，古人已有清醒的论述：“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。”当前呈现的同一岗位前“腐”后继、窝案串案增多等现象的出现，则暴露了单纯依靠制度来打击腐败的弊端。
笔者认为，在儒家文化的性本善论和基督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之间，在人治与唯制度论之间，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不必过于忽视对人心、人性的熏染和塑造。以德治心，依法治国，是我们古老的智慧，更是我党明确的传统。
列宁曾说：“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，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。”靠个人的操守品质对抗整个社会的腐败是要失败的。一个成熟理性的以人为本的社会，应该尽量避免道德英雄遭遇个人悲剧的事件。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远比惩治腐败现象要艰难、复杂得多，意义也更为重大。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戒视成谓之暴，慢令致期谓之贼”。先教育，重预防，这同样是人本、和谐社会的选择。
惩防并举，注重预防。预防靠教育，教育是基础。理想信念等价值观念的教育是教育的目的所在。
任何一项宏伟的事业背后必有一种卓越的精神力量；没有哪个成熟的大国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教育。这种精神力量、这种意识形态无一不是奠基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。
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官员做到廉洁从政，不仅靠外在的民主制度，更有其文化、宗教的内在熏陶作用，有其意识形态的功能。对比一下，中文语境和英文语境中对“腐败”一词的定义是有差别的：英文定义是何等严肃，直接把腐败定义为道德败坏！李光耀在新加坡提倡“心治”教育：用儒家思想来治心，用法律制度来治世，首先强调公务员的人生信仰、道德操守，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功能。
中国古代士、民、官、商的操守自律其实已相当严格，并且蔚然成风，仁义礼智信是标准，是主流，是正统。传统的科举选拔制度，如明清八股，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的考试范围，更不要说早期的“察举制”、“九品中正制”，绝对是以道德操守为主要的考察指标。以道德的学习和表现为基础建立一种用人制度，客观上使道德、学问、事功彼此沟通融洽，精神生活、日常生活、官员评价标准互相认同，利于官员自我期许和约束。不管这些制度后来流弊如何，我们无法否定这些价值观念支持了一种制度长达２０００多年，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一客观事实。从制度设置的初衷来看，先“内圣”，后“外王”，“以德驭才”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今天借鉴的。
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初期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出生入死，几曾有人想过贪污腐败？当时哪里有什么完善的财务或审计制度？有的只是信念和忠诚。小学课本上有一篇《把军需处长叫来》的故事：红军长征途中，将军看到一个老红军饥寒交迫，濒临死亡，对战士大怒道：“把军需处长叫来！”旁边很多战士只是沉默。良久，才有人说，这就是军需处长！
如果坚定地秉持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，一定会产生卓越而强大的精神与道义力量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理想信念问题：“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。有了共同的理想，也就有了铁的纪律。无论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。”
如今发生的腐败现象，其本质是理想信念的失落与颓丧。财富可以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人生追求，但党员领导干部却不能如此，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奋斗目标的政党。法的背后是一种哲学、一种精神，更是一种信仰，所以我们务必加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，加快和谐社会的实体建设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，构筑牢固的信仰支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