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 言
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职责，公安队伍的管理水平，决定了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，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保一方平安职责的落实。对公安队伍的管理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，掌握分析广大公安民警的思想动态，将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，调整队伍管理方针，做好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。为了实现公安队伍的长远管理目标，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，对存在问题不掩盖、不回避、不护短，客观剖析当前公安队伍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病。
为了获得民警思想动态的第一手资料，我借助公安内部网络，在公安网上开展了一次队伍管理现状及民警心态的民意调查，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。希望各级公安领导能够实事求是，对队伍管理现状进行重新定位和深刻反思，制定合理的队伍管理政策，促进公安队伍整体工作开展，确保公安队伍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，保一方平安。
综合分析
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，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，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肯定。以下问题的讨论，笔者侧重于对存在问题或不同看法的讨论分析。
一、当前社会现状及治安形势的客观评价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国家、部队、警察都是专政工具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。警察是调和、平息社会矛盾的工具，警察所承当责任的大小，与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。当前公安队伍所承担的工作任务，正与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紧密相关。我们必须从分析当前社会现状和社会矛盾出发，分析社会治安形势的现状及发展趋势。
首先，决定社会治安形势的主要因素是由社会矛盾，即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、失业、贫富分化、腐败、种族问题、黑恶势力等因素决定的。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管理，只能对治安起着一定的控制缓解作用，只治标，不治本。单凭公安机关无法化解社会根本矛盾，也无法平息矛盾激化带来的社会治安恶化。从国际上看，俄罗斯、阿根廷、哥伦比亚、印度尼西亚、卢旺达等国家由于社会矛盾积聚、激化，远远超出警察机构的控制能力，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是十分必然的。
当前中国基本的国情，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。但是，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。相反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存在矛盾和危机日益突出：贫富分化、腐败、地区差距、失业、下岗、农民贫困、邪教组织等问题特别突出。广大农民处于低收入阶层，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，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找工作。城市的就业问题因为近年国企下岗、经济转轨等原因而日趋严峻。“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%的警戒线”。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指出，过了这道线，社会就承受不了，老百姓会不满，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，严重的会引发一系列反社会行为。 此外，境内邪教组织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，是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。
1998年，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提出，两年内使深圳社会治安明显好转，2002年初，公安部提出力争二三年内使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，这体现了政府与公安领导对社会治安形势的重视和整治的决心。但是，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困难的。在公安网上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，73.1%的民警认为二三年内社会治安跟现在差不多或更差，这表明，不仅社会群众对治安形势深表忧虑，公安机关内部对治安状况的好转也是信心不足。分析中国目前的国情，几年内，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分化、失业、地区差距、城乡差别、邪教组织等问题，公安工作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。即使公安队伍加大打击力度，也难以扭转社会治安的大趋势。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不到15%，而且还有大量的隐案、积案。受各种客观因素所限，警力、经费等都不可能在几年内有大幅增加，破案率不可能有大幅提高。退一步说，即使破案率达到100%，所有犯罪分子都被抓获归案，中国也没有足够多的监狱关押犯人，没有足够多的警察看守犯人，没有足够多的粮食和经费养活那么多犯人.
因此，笔者的结论是：在中国主要社会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之前，社会治安难以有明显好转。
二、队伍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
在网上调查中，80.3%的民警认为政治学习没有取得效果，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反思。近年来公安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。从政工部门的总结及各种媒体报道上看，公安政治教育年年出经验,年年上台阶，但从网上调查看，大多数民警并不认同近年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。笔者认为，目前队伍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以下误区：
（一）个别领导对政治教育工作目的认识有偏差。为何要开展政治学习？政治思想工作是队伍管理的润滑剂，主要目的是解决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。但当前个别领导把开展政治学习教育作为一种个人“政治资本”和“政治宣传”手段。政治教育搞得声势越浩大，越有利于向政府、向上级领导表决心、汇报和邀功。个别领导开展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“我局政治教育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”，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管理队伍的能力和决心，从中谋取政治利益。因此，政治教育表现在形式上华而不实，内容上 “假、大、空”，政工部门不客观掌握反映队伍现状，民警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所以说，政治教育的指挥者开展教育的主导思想出现了偏差，学习教育是很难有实际效果的。
(二)公安队伍内部的信任危机。近年来公安队伍接连出现高级领导沦为阶下囚，上至公安部副部长，下至某公安厅副厅长、某市公安局长等纷纷堕落，对公安队伍震撼很大。从积极的方面看，体现了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成效，从消极的方面看，引起了公安队伍内部的信任危机。看到自己敬畏的领导腐败堕落，看到有的领导说一套做一套，广大民警产生了信任危机。因此，台上领导在高唱倡廉，政治教育讲得头头是道，台下民警在心里都打了个问号：“这世道，谁信谁？”。领导的表率作用差使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。另一方面，以普通民警为教育对象的政治教育引起广大民警的反感。公安机关中最容易腐败的，是掌握管人、管财、管车、管户口、管出入境等实权的领导，但是这些领导往往在政治教育中以“教育者”自居，被教育者的是广大的无权无职的普通民警。腐败者为廉洁者上辅导课，是政治教育中经常出现的怪异现象。
（三）空洞的说教，民警实际困难得不到关心。在网上调查中，86.5%的民警认为上级领导对民警不太关心或不关心。公安队伍经常召开政治教育、支部会议、民主生活会，但这些会议通常成了领导的“一言堂”。领导读完了文件，开始了说教，说完了，会议也就结束了。基层民警工作、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，如身体状况、政治待遇、配偶就业、分房问题、家庭问题等，这些困难很少得到领导的关心和帮助。
(四)政治教育方法存在争议。
1、定下“落后分子”硬性指标的政治教育。在某项政治教育中，定下了硬性的指标，规定离岗培训和辞退的民警分别必须达到多少比例。指标层层下放，各单位按总民警数的比例计算不达标民警的指标。在实际操作中，这种做法在一些部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，有的单位出钱给不达标民警“精神补偿”，有的领导转移矛盾，让民警相互投票决定让谁下岗，造成民警之间相互处心积虑，队伍凝聚力和民警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。
2、损害公安形象，伤害民警自尊的政治教育。在深圳，有的公安部门为了使民警安心工作，领导带领民警便衣到人才市场求职，结果都找不到好工作。领导借机教育民警：“你们素质都不高，有警察当已经很不错啦，有本事你们就走人，没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”。民警自尊受到很大伤害：“我把青春都奉献给警察职业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单位领导还要迫我走人”。“警察求职”这项教育活动得到上级领导肯定和表扬，各大报纸也做了宣传，老百姓一看就摇头：“原来警察的素质这么低，难怪找不到工作，难怪案子也破不了”！这种政治教育实际上对警队来说，起到了反面的效果，不仅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，而且伤害了广大民警的自尊心、积极性和集体荣誉感。在民意调查中，有12.7%的民警选择政治教育的效果是“逆反作用”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3、过于繁复的政治教育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业务工作的开展。如近年开展的政治教育，一般由上级拟定教育方案，要求某项教育要分为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有阶段目标。每个阶段各单位都要有动员、实施方案、辅导、封闭学习、自我剖析、互评、单位及个人总结。在教育期间，机关民警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学习会议和写自我剖析材料；基层办案单位的民警，大量待办的刑事、治安案件只能暂搁一边，办案数明显下降；窗口服务部门，在窗口摆上“下午政治学习”的牌子，群众办事找不到民警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。每个民警在学习中要有专用的笔记，在教育的每阶段要写不少于2500字的自我剖析材料，在单位会议上自我查摆问题，剖析不深刻或字数不够的材料要退回重写。一个教育下来，每个民警要写一万字的各种材料，写满一本以上的笔记，还要复习并集中参加考试，不通过者参加离岗培训或辞退。公安机关内部分工很细，大多数民警的职责很有限。如有的民警的单位中只负责录入电脑，有的民警只负责文件收发。要这些业务单纯的民警从思想根源深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写出一万字的剖析材料，根本没有内容可写。于是，公安网上流传开“通用版本”的各阶段剖析材料，只要拷贝下来，改上自己的名字即可。虽然在教育中强调处理好“工学矛盾”，实际了过于繁复的教育还是影响了工作。政治教育本来目的是为了提高认识促进工作，如果片面强调形式，操作繁复，占用时间过多，反而影响了业务工作的开展，实际上是本末倒置。
三、警察的职业属性及权利义务
（一）职业属性：警察是一种职业。所谓职业，就是“个人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” 。按照管理学原理，人是“经济理性人”。对每个选择就业的人来说，从现实和理性出发，首先考虑的，是想找一份收入高、风险低、前程好的职业，这种择业标准也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。大多数人参加公安工作，首先是把警察作为一种职业，以谋取工资待遇解决生活来源，保障家庭收入。但是当前公安队伍一些领导对“警察是一种职业”存在模糊意识，由此产生了 “只讲奉献、不求索取”的管理理念。实际上，“只讲奉献、不求索取”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愿望，如果作为一种行政的强制要求，落实到相应的制度安排，必然会违反管理学基本规律，造成管理目标与客观实际相脱节，使制度性安排形同虚设。当然，为了培养就业者端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，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必须坚持的。职业道德教育可以提倡奉献精神，但同时也要有相应的精神上、物质上的补偿。换个角度看，教育者如果为了集体利益无止境牺牲个人利益，实际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。在就业中，人们总会自动将自己的职业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，对自己的职业和前途进行定位和评估。在网上调查中，84.3%的民警如有机会或有工作能力愿意调离公安机关或自己创业，只有15.7%的民警表示愿意一直从事警察工作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，这说明队伍中多数青年民警并不十分安心本职工作，一旦有更好发展机会，许多人会“脚底揩油”。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如下：
1、横向比较的不平等待遇造成警思想不稳定。在网上调查中，86.3%的民警认为公安机关的福利待遇比其它国家机关差。93.1%的民警认为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比其它国家机关强度大。从政治资源方面比较，以深圳公安为例，一万多人的队伍，占深圳所有公务员将近一半的数量，才是个局级单位，而市政府其它局级单位有的只有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。同样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分配到市政府，按照正常晋升，很快就是副主任科员、主任科员以上。如果分配到公安机关，可能毕业十年后连个副主任科员都不是，因为公安系统晋升级别指标十分有限。按职位数比例，在公安当个科长比在市政府当个处长的比例还小得多，公安机关科、处级领导的平均年龄比起其它机关领导的平均年龄大得多，留给公安民警的个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。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平等配置埋没了大量的人才，并使公安民警在晋升、工资、住房、教育、地位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。另一方面，政治资源的劣势并没有得到其它形式的补偿。在网上调查中，94.3%的民警认为超时加班应该按国家标准补加班费。公安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外勤民警经常加班加点工作，但是超时加班很少有加班补助。
仅仅通过“教育整改、统一思想”是不是就能改变思想作风呢？警队为什么会存在厌战情绪？因为警察也是“经济理性人”，一些警察把自己的职业与海关、税务、工商等职业相比。很明显，警察的待遇差、晋升难、强度大、时间长、危险性高。通过对比，心理产生不平衡。正是这种不满情绪，使民警队伍思想不稳定，一定程度上导致个别警察工作积极性不高，或是警风警纪不正，或是以权谋私。所以说，不平等的公务员待遇，是目前公安队伍不安定因素的根源。
(二)警察的权利和义务。九十年代以来公安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正规化建设，严禁刑讯逼供，严禁“乱没收、乱收费、乱罚款”，减少收费项目，部份职权明确划归属海关、工商、城管等单位执法，新闻媒体社会群众加强了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。这些都是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，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。另一方面，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，在警察权利调整的同时也应同时对警察的义务进行调整。在当前形势下，警察的权利越来越少，义务却是越来越多。在网上调查中，有52.9%的民警认为警察的未来是越来越不好过了。
1、“有困难找警察”提法是否妥当？公安机关提出“有困难找警察”和“有警必接”。人的“困难”有很多方面，没钱没工作是困难，没户口没房子也是困难，家里水龙头坏了没人修也是困难。目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，公安警力普遍不足，许多刑事案件因为警力不足影响侦破。另一方面，却有许多公安民警响应“有困难找警察”号召，动用警车警力，在公务时间帮群众搬煤气，修水龙头、送小孩，并且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肯定和宣传。有一位警察因为群众家里门反锁了，帮群众从阳台爬上楼开门，结果失手摔死了，成为单位的模范“英雄”。还有大量警力忙于为上级领导的车队开路，为名歌星的演唱会作保卫，为游乐场所充当看门人。各级公安领导是否应该反思，怎样利用有限的警力和资源，才能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。
2、“全天候待命”是否妥当？按照现行《人民警察法》的要求，警察下班了，还是警察，就算不佩枪，不着警服，不带警察证，如果遇上刑案，同样应该负起警察职责，否则以“逃兵”治罪。有的警察提出：“我们保护人民，谁来保护我们”？相比之下，一个教师下班了，没有责任要教邻居的小孩读书；一个税官下班了，没有责任对街头偷税的小店收税；一个工商局的干部下班了，也没有责任查封一间无牌发廊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公安机关的某些领导对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是不足的，片面强调了义务，忽视了对等的权利，为了取得宣传效果，为整个警队戴了高帽。这种脱离实际的唱高调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。过多、过高的承诺分散的警力，影响了办案，到头来承诺无法兑现，反而受到更多的投诉。群众投诉警察，使警察的威信降低，降低威信的警察，又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投诉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这种循环的结果，就是全社会都认为警察承诺不到位，全社会都对警察不满意。如果能够重新明确公安机关的权利和义务，警察该做的义务一定做到，不该做的坚决不做，公安机关就不会背上沉重的包袱，所受到的投诉也会大大减少。
四、几个问题的思考
（一）对公安“先进经验”的衡量和评估。从公安新闻媒体报道看，公安工作年年出经验，年年上台阶。这些先进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？笔者的调查结果是：先进经验通常是新上任领导创造的。新局长到任一个新的岗位，首先保持队伍稳定，对前任局长的工作表示肯定，对局内的领导进行调查摸底；第二步，逐步对局内领导班子的分工进行调整，任用一些新的中层干部，对原有规章制度进行修改，对前任局长所创造的先进经验逐步进行淡化；第三步，召集智囊团，以某单位为试点，推出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，在各大新闻媒体广泛宣传。第四步，在全局开展政治教育，推广先进经验，并上报上级领导，取得上级领导肯定。由此可见，之所以有“先进经验”，是因为新领导需要有“先进经验”来体现自己的政绩。新任领导要想树立威望，必须推出自己一套新的管理方法。建国几十年来，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年年在摸索，年年在改革，年年有新经验，各搞各的经验，长期没有稳定统一的工作规范，造成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浪费。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吃药打吊针的状态，起码不是个健康的人，一个单位长期处于变革之中，内部的消耗更是难以估计。以往事实证明，各种宣传报道宣扬的“先进经验”多数并不能长期维持，换了领导，自然分崩离析。笔者认为，公安工作应从“人治”转向“法治”，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和工作规范而不是某位领导新的“点子”。建立工作规范是一个系统工程。依靠法律，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各项公安业务进行充分调研，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稳定的工作规范。领导如果能够不折不扣把现有的工作规范落实到位，已经是很大的政绩，没有必要每个领导都推出自己新的一套办法和经验。网上调查中，64.7%的民警认为各级领导的水平不高。尽管公安队伍“先进经验”很多，但是领导的总体水平并未得到民警的普遍认同。
（二）作风与文风。公安系统警力从来源可分为三类：一为部队派，二为学院派，三为社会派。目前公安系统的中层以上领导，多数是部队转业干部，沿用了部队的军事化管理。部队作风主要表现为三方面：一是队伍纪律严明；二是上下等级森严；三是领导绝对权威。在部队作风要从正反两方面看，一方面，军令如山，令行禁止，保证了公安队伍的战斗力；另一方面,绝对权威也容易结成决策失误。当前公安系统有一种风气：凡是领导讲的，都是对的，下属只要执行，不必问原因。在部队，在战争年代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这在特定时代和政治环境是正确的。但在和平年代，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安，履行管理社会治安的职责，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复杂多变的，犯罪分子在暗处，公安民警在明处，因此要不断调整战术，充分发挥公安民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，所谓“将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”。公安领导采取家长式的管理和拍脑袋决策并不能提高工作效率，反而使民警丧失工作积极性。
另一方面，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，管理学家斯特格迪尔提出领导行为的结构维度和关怀维度。结构维度强调组织的需要和任务安排，关怀维度强调尊重下属意见。最高的工作效率，就是高结构维度和高关怀维度的结合。因此，领导只有将工作安排和对下属的尊重结合起来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。
文风方面，当前一些公安队伍管理方面的文章，大部分出于宣传的目的，内容“假、大、空”，缺乏实际调查数据，往往与实际情况相脱节，影响了队伍管理方针的制定和上级领导的正确决策。每年各单位的年终总结，都是“形势一片大好”。各单位辖区发案年年在下降，治安年年有好转，老百姓却不认账。说假话编假数字的可以成为先进，实事求是的反而受批评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“反对党八股”。国家提出从“讲政治”高度抓好数据统计工作，但公安刊物及新闻媒体上仍重复着数字游戏，一些真正反映问题的公安论文，反而无法发表。
（三）职位与警力补充问题。在机构改革中，往往不是设定职位，根据职位挑选人员,而是考虑要安排多少干部，解决多少待遇，需要多少职位，再根据人员多少设定职位。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大，每次机构变动都成了解决一些人待遇的好时机。
深圳的招募新警工作也有一些问题，缺乏长远的整体计划。通常是在警力紧缺的时候，一次性大规模招警，然后过许多年后，再次短时间内大规模招警。深圳在1995年成立巡警支队，1995年和1996年从毕业生、待业青年、保安员等大量招警。1997年开始，大幅减少面向应届大学生的招警工作，每年只有很少量大学生进入公安系统，大量人才被拒之门外。2002年，深圳市公安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招收530名警察，这是自1995年后最大规模的扩充大学生警力。在当前警力紧缺的情况下，新警的招收对整体工作开展有着重大意义。存在问题是，大规模突发性的招警，造成公安系统警员年龄出现断层。1995年招收的巡警，当年民警平均年龄25岁以下，如今平均年龄超过30岁，队伍已经明显老化。再过几年，一支平均年龄40岁的巡警，还能保证战斗力吗？今年突然大规模招警，500多名警员处于同一年龄层次，几年后，同一时期结婚，同一时期分房，同一时期晋升级别，到时公安机关能够同时解决那么多人的待遇吗？今年由于招警数量过多，时机不适，500多个职位只有700多人报名。笔者估计，除去笔试及视力、体能测试不达标者后，录用比率极高。与此对此的是，税务、工商等单位招考公务员，由于提供职位少，报名人数多，录用比例只有几十分之一。可见，在保障录用警力的质量上，公安系统由于名额过多而丧失了选择性，这对提高警队的整体素质是十分不利的。长期以来，公安机关的招警工作缺乏对队伍警力的评估和长期计划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要提高公安机关警力的整体素质，政工部门应该对公安队伍警力年龄、学历、专业组成等进行调研，结合深圳市人口及城市发展需要，每年保持一定数量，有计划地补充高素质警力，优化警队的警员配置，避免警队内部的年龄断层。
五、警民关系及服务作风的思考
（一）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。目前报纸的报道大多带着倾向性，正反面反差较大，或是倾向于正面的宣传，或是倾向于问题的揭露。客观来讲，成绩与问题都是存在的，我们应该既不否定成绩，也不掩盖、回避存在问题。有的报道宣传的痕迹过于明显，老百姓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；有的报道则为了制造新闻效应，夸大地揭露警队黑暗面。公安工作需要群众的配合，如果群众对公安机关抱着否定和抵触情绪，则对公安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。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宣传，以事实为依据，让群众信服，使群众从心理爱戴警察，支持公安工作。公安机关在做宣传工作时，应该把握尺度，不应夸大成绩，也不应自我丑化。如“警察求职”这类的宣传，实际上反而损害了警队的整体形象。还有的把队伍内部每年查处多少违法违纪、辞退多少民警作为“成绩”向社会宣传，实际上留给群众的第一印象是公安队伍管理存在问题多。笔者认为，目前的宣传工作，一是要向社会正确传达治安形势的严峻，争取群众的支持和谅解；二是客观反映公安工作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工作量，取得政府的人才、财力、物力支持。三是反映民警工作的疾苦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危险和任务的艰巨，对民警工作表示肯定，对队伍进行精神安抚。至于案件下降多少，治安好转多少那些宣传，说了老百姓也不相信，不如不说。
（二）公安机关的社会服务职能。如何密切警民关系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。现阶段公安机关要实现职能转变，从社会管理职能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职能。既是服务社会，就应该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，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便民措施。警察的工作社会面最广，需要跟广大群众打交道的，很容易会得罪群众。有的警察工作方法简单，处处以“管人者”自居。比如在进行户口登记时，午夜时分大力地敲打老百姓的家门：“再不开门我就踢进去了”！警民关系受到很大伤害。
另外，要注意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。群众到公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，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，每次得不到详细解答，正常的手续往往要跑很多次。在网上调查中，69.3%的民警认为公安机关整体效率运作较低或极低。可见，公安机关的整体工作效率不仅群众不满意，公安民警自身也有所体会。
例如，今年深圳市暂住证的申办，手续十分复杂。政策规定了几类人可以办理暂住证，但是，由于实际情况复杂，归纳的几类人并没有把所有正常居留的情况全部归纳在内。也就是说，许多正常居留按正常渠道办不了暂住证，只能通过找关系或其它渠道办理。群众无所适从，反映强烈，导致刚出台的政策一改再改。实际上，如果换个角度制定政策，办理暂住证的问题并不难解决。我们可以参考法律的制定，法律上不犯罪的行为是不能穷举的，而犯罪行为是可以归纳穷举的。法律上归纳出所有犯罪的行为，没有归纳到的，则不构成犯罪。任何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。与此类似，我们可以归纳出所有不符合办暂住证的情形，没有归纳到的，则视为可以办证。这种政策制定的办法，才是真正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。公安机关所有政策的制定，都不应从自身角度出发，应该转换角色，制定方便群众而又不违反原则的管理办法，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
（三）“良治”照顾弱势群体利益。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峻，贫富分化日益悬殊。社会形成“赢家通吃”的界面，有钱有地位者强强结合，更加有钱有地位，影响着政府决策。没钱没地位者在政治上缺乏代表，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。社会阶层的形成和两极分化，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。公安机关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，应该善于缓解社会矛盾，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。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，如乞丐、擦车仔、卖花女、妓女、伤残人员、贫困者等，应该给予同情、关心和帮助。应该认识到，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，主要是由社会不公正不合理造成的。弱势群体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，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擦车仔、做妓女。因此，我们在执法中不能简单的把弱势群体定义为“坏人”或“犯罪嫌疑人”进行歧视和压制。社会矛盾应该进行疏导、缓解而不是强力镇压。在平时执法中应该尊重人权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一些民警习惯于欺软怕硬，看到对方有来头“有料道”的就不敢管，看到对方没文化没背景就滥用职权。如果弱势群体长期受得社会歧视和压制，很可能会激化矛盾，做出反社会、反政府的行为，酿成社会的悲剧。
（四）公安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。在中国当前国情下，一个国家机关在政府中的地位，往往取决于该单位领导在政府官员中的地位。市（区）公安局长能否参加市（区）委常委，以及在常委中的排名，是公安机关在当地政府中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志。公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大量的警力是外勤工作，大量警力在全国范围以至世界范围出差，所消耗的人、财、物，都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比拟的。从数量上看，公安民警数占所有公务员总数将近一半。这样一个大单位，必须取得政府人才、物力、财力和政策的最大份额，才能保证单位的正常运作。举例说明，政府拨款100万支持当地法院，对该法院来说已经足够使用了。但如果给公安局拨款100万，由于公安警力是法院的8至10倍，100万对公安局来说是杯水车薪。因此，公安局长是否能在当地政府决策和资源分配中取得足够的份额，影响着该公安局整体工作的开展。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困难，各级公安领导应主动向政府说明实际情况，争取政府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支持。
总结与建议
总体评价：公安工作在新世纪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，国内治安形势错综复杂，如果公安领导对片面乐观，几年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承诺不能兑现，将失信于政府，失信于人民。公安工作成绩与问题并存，成绩有目共睹，而存在的问题，涉及到整个公安工作运行机制，依靠某个领导的点子或某些措施的实施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良的工作体系。党和政府必须有充分的决心，自上而下对现行体制、现行管理办法重新定位和反思，建立一整套科学管理体系和公安工作规范。笔者由于能力所限，只能提几点政策建议：
一、自上而下开展全方位的调研工作。调研工作应由公安系统以外的政府决策部门、法律专家、公共政策专家共同参与。依靠公安本系统人员内部进行调研，往往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及领导意志的影响，难以使调研充分客观。
二、借鉴国外先进的警务管理体制。而我国的警务体制长期处于改革摸索阶段，政策很不稳定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体制建立了上百年，体系较为完整，政策稳定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三、转变“人治”为“法治”。现阶段很多事件能不能办，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是否符合政策，而在于领导是否同意，领导的一支笔往往可以凌驾于原则和政策之上。因此，必须加强法制建设，减少领导的审批权，从“审批制”过渡为“备案制”。另一方面，加强对领导审批权的监督，防止滥用职权。
四、提倡实事求是。对欺上瞒下，虚报成绩者进行查处，改变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。
五、切实落实“从优待警”，解决民警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。各级领导应深入基层，了解民警疾苦，与基层民警坦诚交流，解决民警实际问题。
六、有计划增加警力，逐步提高警员素质。根据城市发展趋势及治安形势的要示，充分评估现有警力，制定招募警力、优化警力配置的五年、十年计划。
七、重用人才，唯才是用。目前公安队伍中人才有流失趋势（从网上测评可以看出）。留住人才的主要途径唯才是用，全面推行竞争上岗，实现“能者上、平者让、庸者让”，为青年民警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；其次是打破领导“能上不能下的机制”，让一些无才无德的领导提前下岗；第三是合理进行工作安排，充分发挥民警的特长，人尽其用
